我没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任务”，而是当成了一堂迟来的语文课。
王科长女儿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阅读，然后从立意、结构到语言，都做了详细的批注。
我不仅仅是修改错别字和病句，更是引导孩子如何从日常小事中发现闪光点，如何让文章的感情更加真挚。
最后，我还手写了一份长达三页的修改建议，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了重点，详尽得像一份教案。
两天后，李建国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兴奋得脸都红了。
“妈！您真是深藏不露的‘大杀器’啊！”他嚷嚷着，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扔，
“王科长今天在办公室，当着所有同事的面把我狠狠夸了一顿！他说您这文章改得，比报社的专业编辑还专业，立意一下子就上去了！”
听着儿子的夸奖，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李建国说，就因为这件事，办公室里好几个平时对他爱答不理的老同事，都主动过来跟他搭话，午休时还邀请他一起打牌聊天。
他第一次在单位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接纳感”。
晚上，张雯雯在厨房帮我洗碗，一边擦着盘子一边悄声对我说：“妈，还是您有办法。您这不显山不露水地一出手，建国在单位的路，可就好走多了。”
我笑着点点头，能帮儿子铺路，让他少走些弯弯路，是我这个当妈的最大的心愿。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的开始。
王科长似乎把我当成了他炫耀的资本，热情地向其他同事推荐我的“服务”。
“哎，老李他妈，你们不知道吧？退休的语文特级教师，写东西那叫一个绝，孩子的作文、工作总结，找她准没错！”
一传十，十传百。从那以后，通过李建国转达来的“求助”就络绎不绝。
最开始，还都和孩子有关。帮同事的孩子修改读后感，代写一份家长会的发言稿，甚至还有竞选家委会的演讲稿。
我们家那个原本被我用来养花草的小书房，渐渐被我收拾成了工作室。
一张小书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摞的稿纸和各种参考书，俨然一个小型编辑部。
4
李建国在单位的地位，也随着我“业务”的拓展而水涨船高。
同事们聚餐总爱叫上他，一口一个“建国”，叫得特别亲热。大家都开玩笑说：“建国有三宝：嘴甜、腿快、有个好妈。”
他每次回来都把这些话当成笑话讲给我听，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和自豪。
只是，我渐渐发现，我陪伴小宇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他有好几次拉着我的衣角，用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可怜巴巴地问：“奶奶，你今天可以陪我看一集《大头儿子》吗？就一集。”
我看着桌上还没改完的稿子，心里一阵发酸，只能摸着他的头，歉疚地说：“奶奶先把这个叔叔家的稿子改完，改完就陪你，好不好？”
可他不知道，“这个叔叔”的稿子之后，永远还有“那个阿姨”的发言稿。我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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