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病危，老公却带着女同事旅游去了。
我没哭没闹，只是平静地料理了母亲的后事。
三个月后，婆婆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
老公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家伺候婆婆。
我看着他，只说了一句：“我看不见。”
他以为我只是在气头上，却不知道，我早就在等这一天。
01医院的电话打来时，窗外的天色正沉得像一块铁。
“林晚女士吗？
您母亲情况危急，请立刻到市中心医院。”
护士的声音没有温度，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剖开我的心脏。
我抓着手机，指节发白，第一个念头是打给陈宇。
电话那头，是冗长而空洞的嘟嘟声。
无人接听。
我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一路闯着红灯到了医院。
ICU的门紧闭着，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像一只嗜血的眼睛。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陈宇的电话。
依旧是无人接听。
再打。
关机了。
我蜷缩在走廊的长椅上，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每一口呼吸都带着绝望的凉意。
医生出来了，摘下口罩，脸上是公式化的疲惫和同情。
“尽力了，准备后事吧。”
六个字，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冲进病房，母亲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生命监测仪上的曲线，微弱得像风中的残烛。
她已经无法说话，浑浊的眼睛却在费力地转动，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知道，她在找陈宇。
那个她一直当亲儿子看待的女婿。
我握住她冰冷的手，把脸贴在她的手背上，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
“妈，陈宇……他出差了，很重要的项目，回不来。”
我撒了谎。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绝不是为了什么重要的项目。
那一夜，我守在床边，寸步不离。
我看着母亲的呼吸一点点变得微弱，看着监测仪上的数字一个个归零。
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母亲的身体，已经彻底冷了。
我没有哭，眼泪在昨天已经流干。
我只是觉得冷，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
我一个人，联系殡仪馆，挑选墓地，写讣告。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陈宇的电话，终于在第三天下午打通了。
背景音很嘈杂。
是海浪的声音，还有女人银铃般的嬉笑声。
“喂，晚晚，怎么了？
这几天信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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