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面胡同

前言天津卫的老胡同千奇百怪，有弯如羊肠的，有岔似树杈的，有串成糖葫芦的，

可像我姥姥家住的这般笔杆条直、从头望到尾不带拐弯的，全城独一份。

街坊们唤它"擀面杖胡同"，倒不是因为它真能擀面条儿，而是这胡同直不棱登的样儿，

活脱脱一根擀面杖戳在地上，连个弯儿都不带打的。胡同不长，统共百十来步，

却错落着八个院落，住着三十多户人家。这院落的排布也怪，东一个西一个，

活像小孩子撒了一地的积木。从右手数起第一个院是28号，

接着双数往下排30、32直到40号绕一圈。院子有大有小，门楼有高有低，

住户三教九流，名人也有不少。36号院住着昔日津门相声界响当当"铁嘴刘"，

现如今是“哑巴刘”不能说话了，专爱在胡同口摆弄他那副竹板；30号院住着"神算张"，

自称能掐会算，可连自家老婆哪天来月事都算不准；38号院住着"大喇叭王婶"，

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谁家孩子昨个尿炕了，今个中午谁家吃炸酱面，买没买蒜，

一会儿的功夫全胡同都知道。姥姥家住28院，院里六户人家共用一个茅房。

早上抢茅坑是头等大事，谁要是占着坑不出来，外头妈妈奶奶十八般数落都抬出来。

姥姥家对门是刘姥姥家，刘姥爷在烧饼铺烙烧饼。旁边朱家，朱姥爷常年不在家，

好像在铁路上。刘姥姥旁边住着任仙姑母女俩，还有黄家，肖家。

最绝的是38号院的"酒葫芦刘"，一天三顿不离酒，喝高了就站在院里唱京韵大鼓，

唱到动情处能把自己感动哭了。有一回半夜唱《黛玉葬花》，把全院人都嚎醒了，

大爷大妈们觉也不睡了，扯开嗓子开骂。胡同里的日子就像姥姥纳的鞋底，

一针一线都透着股子韧劲儿。今儿个张家闺女相亲，明儿个李家小子挨打，

后儿个王家婆媳吵架，都是顶大的事儿。可要真出了什么事，街坊们又都拧成一股绳，

没掉链子的——去年30号院老安家着火，全胡同的人端盆的端盆，提桶的提桶，

乌央乌央的硬是把火给摁灭了。这擀面杖胡同的故事，

就像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着的干辣椒，看着平常，嚼起来却辣乎乎的带劲儿。

您要是不嫌絮叨，我就给您慢慢道来。第一章 滚钉板擀面杖胡同40号院高门楼，高台阶，

住着的一看就是阔主儿。一个院都姓孙，沾亲带故，据我姥姥讲他们家是脚行出身。

天津卫的脚行，是吃码头饭的扛活行当。早年间，南来北往的货物要在海河码头装卸，

就得靠脚行的杠夫们用肩膀扛、用独轮车推。杠房就是脚行的门脸儿，

管着派活、记账、分钱这些营生。孙家在河沿儿开杠房，传到孙大膀子这辈儿已是第三代。

孙家杠房有个规矩——"三不欺"：不欺生客，不欺穷汉，不欺妇孺。就凭这个，

孙家在天津卫脚行里立住了脚。二老爷孙仲麟七岁那年，

亲眼看见父亲孙大膀子被人摁在杠房的青石板上。那天山西帮来抢地盘，领头的使了个阴招，

说孙家账目不清。孙大膀子刚要辩解，三个大汉就把他按在了记账的青石板上。"咔嚓！

"碗口粗的枣木杠子砸在膝盖上，那声儿脆得跟掰断一根水萝卜似的。小仲麟躲在账台底下，

闻着墨臭味儿，眼瞅着血从他爹裤管里往外渗，青石板上洇出一朵紫黑的花。

他爹咬着半截烟杆，愣是没吭一声，末了还冲账房老刘咧嘴一笑："刘爷，

今儿这账本子可沾了红，吉利！"打那以后，孙大膀子成了"孙瘸子"，

在家排行老二的仲麟成了"二老爷"。二老爷打小就"蔫儿坏"，话不多，可心里门儿清。

他十岁上跟着南市"跤王"李铁胳膊学摔跤，每天天不亮就上河边儿练"勾、别、揣、拧"，

摔得浑身青紫，回家照样捧着一茶缸子老白干，"咕咚咕咚"灌下去，面不改色。

胡同里的小子们瞧见他就喊："二爷，露一手！"二老爷也不推辞，袖子一挽，

露出精瘦的胳膊，往当街一站，随便来个"大背胯"，摔得对手四脚朝天。末了拍拍土，

笑眯眯地说："小子，下回记得先沉腰。"他还有个绝活儿——下棋。甭管喝多少酒，

棋路一丝不乱。有一回，大王庄"棋篓子"王半仙不服气，拎着棋盘找上门，

非要跟他杀三盘。二老爷一边喝着酒，一边慢悠悠地落子，三盘下来，

王半仙输得直嘬牙花子："二爷，您这脑子是不是豆腐脑喝多了？

"二老爷咧嘴一笑："酒是粮食精，越喝越聪明。"胡同口炸糕摊的油锅，

天不亮香气能飘半条街。杨老蔫守着这祖传的手艺大半辈子。

最近瞅着杨老蔫腰杆子却像那炸久了的麻花，总也直不起来。为啥？

一伙子叫“运河帮”的混混儿盯上了他。领头的是个歪嘴，绰号“豁牙子”。

自打杨老蔫的老伴儿前年走了，这伙子人来得就更勤快了。三天两头，

豁牙子带着俩喽啰往摊子前一横，指头敲着油锅沿儿：“老杨头儿，运河上风大水急，

哥儿几个替你挡着浪头呢！”杨老蔫脸上堆着褶子，

手哆嗦着从油腻腻的围裙兜里抠出几个大子儿，铜板沾着他手心的汗，冰凉。

“谢……谢几位爷关照……”豁牙子一把攥走铜钱，掂了掂，啐一口：“呸，

就这点儿塞牙缝？不够！”眼睛却往旁边一溜。翠儿刚十八，正是水灵灵的年纪，

帮着老爹收钱、递炸糕，眉眼低着，像朵怯怯的白兰花。豁牙子瞅准了，

油手就往翠儿脸蛋上蹭：“闺女大了，跟你爹这破摊子屈才！跟爷走，

吃香喝辣……”翠儿吓得直往后缩，眼眶一红，泪珠儿扑簌簌往下掉。杨老蔫一股血冲上头，

抄起油笊篱，手抖得像风里的叶子，“你……你们……”“老棺材瓤子，活腻歪了？

”旁边喽啰一脚踹翻盛豆馅的盆，赤豆沙糊了一地。这光景，

恰好让溜达过来的二老爷瞧个满眼。他刚在后洼跤场耍完一套“勾别揣拧”，

脑门儿上汗珠子还没干呢。他没停脚，也没言语，眼皮子就像挂了个千斤砣，往下一耷拉，

慢悠悠晃荡过去，眼角都没往豁牙子那边斜一下。隔天晌午，日头毒得能晒裂道牙子。

豁牙子照例去棋摊那儿寻摸事儿，只见树荫底下，二老爷光着精瘦的膀子，正跟人下棋。

棋盘摆在小马扎上，二老爷端着个掉瓷儿的大茶缸，里头是呛鼻子的老白干。豁牙子凑上前，

想套个近乎：“二爷，您老雅兴……”二老爷眼皮子都没抬，指头捻着个“马”棋子儿，

在棋盘上慢悠悠地划拉一圈，落下。棋子“啪”地一声脆响。

他这才拿那对亮得瘆人的小眼睛，撩了豁牙子一下，没半点火星子，话也轻飘飘，

像聊闲天儿：“昨儿闻着杨老蔫那炸糕味儿了，油用得地道，豆沙磨得细，嗯，炸得透。

我爱吃。”他端起茶缸，“咕咚”一口烧刀子下肚，喉咙里火烧火燎滚过一道，

脸上纹丝不动，接着道：“翠儿那丫头，手脚麻利，人也规矩。我瞧着啊，

就跟瞅自家亲妹子差不离儿。”豁牙子的笑僵在脸上，嘴角那歪斜的弧度抽了抽。

棋摊周围歇脚的老少爷们儿都静了，空气里就剩树梢头知了叫唤。

豁牙子瞅瞅二老爷那对没温度的亮眼，

再瞅瞅他挽起袖子露出的、小臂上几道青紫的跤场印子，后脊梁骨莫名地窜上一股凉气。

他干咳两声，

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二爷您爱吃……那是老杨头的福气……福气……”打那天起，

豁牙子那伙人再没在杨老蔫炸糕摊露过面儿。杨老蔫的铜钱袋子终于能多落几个子儿，

油锅炸得也更欢实，“滋啦啦”声透着股松快劲儿。翠儿脸上也见了笑模样，

偶尔抬眼望见二老爷晃过的身影，脸上便飞起两朵红云，赶紧又低下头去，心里头那点欢喜，

像豆沙馅儿一样甜。南市的杂耍场子、茶馆书寮，是二老爷忙完脚行账目后常去的地界儿。

倒不是真有多大瘾头，就是图个清闲，听着嘈杂声，脑子反倒能琢磨事儿。

那日进了“清乐茶楼”，

台上一个唱梅花大鼓的姑娘刚开嗓：“一轮明月照纱窗——”声音清凌凌的，

像是河沿初融的冰棱子掉进玉盘里，直透人心。再看扮相，简简单一身素色旗袍，

素面不沾脂粉，眉眼干净得如同秋水。水牌子上写着：白牡丹。二老爷本是歪在藤椅里，

举着茶碗要饮，闻声定住了。茶水流进嗓子眼儿，也全然不知味儿了。那腔调，那神韵，

跟他平日见的凡尘女子都不一样。白牡丹唱到动情处，眼波流转，似有若无地扫过台下，

恰好与二老爷那双沉静锐利的小眼睛对了一下。就这一下，二老爷端着茶碗的手，

指关节微微紧了紧。自那日起，二老爷成了清乐茶楼的常客，不点卯也到。他不往前面挤，

总窝在靠柱子角的旧藤椅上，半眯着眼，听着台上大鼓三弦，手里盘弄俩油亮的紫檀核。

别人叫好跺脚，他只嘴角噙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笑意。白牡丹下台卸妆，

偶尔目光掠过那角落，两人眼神儿一碰，心里头那点意思，不言而喻。日子久了，

纸包不住火。二老爷托人给白牡丹递过两块绣着缠枝莲的上好杭州素绢当扇子帕。

白牡丹回了他一个亲手纳的烟荷包，针脚细密，靛青底子上绣着小小的虎头。

孙家老太太的眼线是街面上的耗子，无孔不入。老太太气得直拍炕桌：“反了天了！

孙家的少爷，要娶个唱曲儿的戏子？祖宗的脸往哪搁？给我拿家法来！”二老爷低着头，

跪在堂屋青砖地上。鸡翅木的戒尺抽在背上，“啪啪”响，他那身洗得发白的褂子破了口子，

皮肉渗出血丝，愣是一声没吭，牙关紧咬，眼睛里像有两簇幽幽的小火苗烧着。

老太太打累了，也心疼儿子，扔了戒尺抹泪：“儿啊，你怎么就这么倔！这门亲事，

说破大天去，不成！”二老爷爬起来，拍拍土，还是没言语，那烟荷包在贴身口袋里，

烫得心口疼。后来，运河发大水，淹了直隶保定府好几个县。消息传到天津卫，

说是白牡丹的老家正是重灾区，房倒屋塌，二老全没了音信，只怕是凶多吉少。

白牡丹在后台哭得晕过去几次，再开嗓，那清亮亮的好嗓子劈了，哑得像钝刀子割布，

唱到半截竟咳出血丝来。茶楼听客们摇头叹息：“可惜了，

牡丹仙子怕是要谢了……”这消息不知怎么的，当天就传进了孙家大院门房耳朵里。

门房踌躇着，瞅见二老爷在杠房查账的背影，没敢上前。

二老爷写账的毛笔尖儿顿在紫檀木算盘旁，悬了半天，一滴浓墨落在宣纸上，

洇开好大一团黑。他放下笔，转身进了里屋库房，打开那个沉重的樟木钱箱。

点了整五十块锃亮的“袁大头”，用块旧蓝布裹了，叫来管库的老李头。“李伯，

”二老爷声音哑哑的，“把这送到清乐茶楼后台，给白姑娘。别提我。

”老李头是孙家的老人，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叹了口气，抱着钱袋子走了。夜沉沉，

白牡丹捧着那沉甸甸、冰凉凉的布包，打开看见白花花的大洋，

再想到递钱的老李头那欲言又止的神情，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知道这钱是谁的。

她走到茶楼二楼的窗边，朝着河沿儿孙家大院的方向，恭恭敬敬拒了三个躬。然后，

她把一个新绣鸳鸯蝴蝶烟荷包，投入了窗下黑黝黝的河水里。泪模糊了眼，

心里只余一片空寂的灰烬。不久，清乐茶楼再不见白牡丹踪影。有人说她回乡了，

也有人说她去了更远的南边。孙家杠房的汉子们，都是肩扛五百斤走跳板的狠角色。

在码头上混，力气是饭碗，是脸面。所以，

当那个叫小石头的小子被亲戚塞进脚行当个最小的“戳锅”扛夫时，谁都瞧不上眼。

石头是真小，看着顶多十三四，麻秆儿似的身板，一身破布片挂身上都晃晃荡荡，

没二两力气。扛个百十斤的米包，像座小山压在身上，小脸憋得像猪肝，腿肚子直拌蒜，

一走三晃悠。“废物点心！”“瞅他那德行，吃屎都抢不到热乎的！

”扛大包的汉子们嫌他碍事，推推搡搡。赶上雨雪天，别人躲进杠房喝茶抽烟，

石头缩在门槛外头，抱着条烂麻袋片取暖，冻得嘴唇发紫，牙齿“咯咯”打架。吃饭时，

伙夫故意不给他盛满，或者只留些残羹冷饭。那天二老爷拿着账本去码头上核数，

正瞅见俩粗壮杠夫把一大篓散煤倒在石头的破麻袋里，足有二百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