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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栖居南亭火车轮毂与铁轨接缝处撞击出的“哐当”声，

终于在一声漫长的汽笛后归于沉寂。

我拖着那个陪着我走南闯北、边角已磨损得露出灰白底色的行李箱，

被人流裹挟着涌出厦门站。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腥和某种热带植物腐败的甜腻气息，

瞬间黏在皮肤上，与北方干爽的秋天判若两个世界。这就是南方了，我将要试图扎根，

或者说，暂时栖身的城市。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密集而疲惫的战役，

目标只有一个：找到一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书桌，且租金不至于让我瞬间破产的容身之所。

我的活动半径，迅速被划定在几个以“村”或“里”为后缀的庞大盘踞地。

它们像是这座光鲜都市的褶皱，藏匿着无数和我一样怀揣梦想或仅仅是生存欲望的异乡人。

其中，尤以那个名叫“钟宅”的城中村规模最为骇人，其人口密度与建筑的杂乱程度，

让我瞬间想起了北京传说中的“天通苑”——一个自成体系的迷宫世界。寻找的过程，

大多依赖于手机屏幕上那些真假难辨的租房APP。手指滑动间，

是无数经过广角镜头拉伸、光线调得明亮温馨，实则可能狭窄逼仄的房间照片。联系上的，

有穿着衬衫西裤、语速飞快的中介，他们手握一大串钥匙，

带你穿梭于一个个格局相似、散发着新装修气味的公寓，

嘴里念叨着“性价比”、“地铁口”、“年轻人首选”；也有直接是房东，

电话里声音带着本地口音的淳朴或精明，见面后先上下打量你一番，

仿佛在评估你的职业稳定性和会不会糟蹋他的房子。现实往往比照片骨感。看过月租一千二，

开门就是床，转身需侧身，

窗户对着隔壁楼墙壁的“握手楼”单间；也看过号称“温馨三房”中的一间，

客厅被隔成另一个卧室，公共区域堆满杂物，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油烟味。

预算像一道无形的墙，一次次将我推向更边缘、更拥挤的选择。最终，一个位于钟宅村深处，

一栋六层自建房顶楼带阳台的合租次卧，进入了我的视野。吸引我的，

除了相对能承受的租金，便是照片里那个小小的、摆着几盆蔫头耷脑绿植的阳台，

以及房东后来才知道是二房东在电话里承诺的：“安静，室友都是正经上班族。

”约了看房时间。楼与楼之间挨得极近，所谓的“一线天”阳光艰难地投射下来，

照亮墙壁上斑驳的水渍和密密麻麻的电缆。楼道阴暗，楼梯陡峭，

每一层都对着三四扇紧闭的防盗门，

门后传来各种生活噪音：炒菜声、电视声、孩子的哭闹、模糊的争吵。顶楼倒是豁然开朗，

阳台视野勉强越过前方低矮的屋顶，能望见远处几栋摩天大楼的尖顶，像另一个世界的坐标。

二房东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微胖男人，姓陈，说话时眼神有些游移。

他热情地带我看了房间：约莫十平米，一张旧木床，一个简易衣柜，一张书桌，

椅子缺了个角，用透明胶带缠着。墙壁看得出新刷过，但角落还有些没掩盖住的霉点。

阳台确实存在，但堆了些杂物，那几盆绿植状况比照片里更糟。“主卧住的是我，

我平时跑业务，不怎么在家。隔壁小间住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文文静静的，

另一个单间是个做销售的，晚出晚归，碰不着面。”陈房东拍着胸脯，“绝对清净，

都是规矩人。”我看了看公共区域：狭小的客厅兼餐厅，

摆着一张油腻的方桌和几把塑料凳；厨房的灶台积着厚厚的油垢，卫生间的地砖缝隙发黑。

空气中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混合了空气清新剂和潮湿霉味的复杂气味。

但比起之前看过的那些，这里至少有个能喘气的阳台，而且，

我的钱包已经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就这里吧。”我说，心里清楚，这并非最优选择，

只是在当前条件下的无奈之选。签合同、付押金、交房租，一系列程序在半个小时内完成。

当我拿到那把略显沉重的铜钥匙时，我知道，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

算是暂时确定了。我的全部家当，一个行李箱就能装完。铺上自带的床单被套，

将几本书码在桌上，笔记本电脑放在中央，行李箱塞进床底。这个方寸之地，

便成了我的“家”。从北到南，几千公里的距离，最终浓缩在这十平米的空间里。合租生活，

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门后是怎样的室友和怎样的日常。主卧的陈房东，果然如他所说，

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每次他回来，必会带着一股浓重的烟酒气，

有时深夜还能听见他讲电话的声音，嗓门很大，内容多是生意上的抱怨和吹嘘。

他占据着带独立卫生间的主卧，算是与我们这些“次卧居民”保持了微妙的距离。

隔壁住着的应届生女孩叫小薇，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她极其节俭，

冰箱里她的那一格总是塞满从超市打折区抢购的食材。晚上她很少出门，不是在房间看视频，

就是在公共厨房鼓捣她的减肥餐。我们交流不多，仅限于在厨房碰面时点头致意，

或者她就公共水电费分摊问题，在微信群里发出 meticulously 的计算结果。

她像一只谨慎的松鼠，努力囤积着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的资本。对面房间的销售男，

我只在搬进来那天见过一面。他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眼神里带着职业性的疲惫和警觉。他通常在我睡下后才回来，清晨我起床时他已出门。

他的房门总是紧闭，门口常堆着几个外卖盒子，是那种深夜独居男性的典型生活印记。神秘，

且存在感稀薄。真正的摩擦，来自公共空间的使用。早晚洗漱高峰，

卫生间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小薇习惯早上洗头，占用时间长；销售男似乎起得更早，

总能错开；而我，则需要在有限的间隙里完成所有程序。厨房更是如此，谁先做饭，

油烟机的效能，垃圾谁倒，这些琐碎小事，都成了潜在的矛盾点。陈房东作为二房东，

基本不插手这些“民生问题”，于是，一种基于默契和互相忍让的秩序，

在磕磕绊绊中慢慢形成。我所栖身的这栋楼，如同钟宅这个巨大蜂巢中的一个巢室。

楼下是纵横交错的小巷，两侧是琳琅满目的小店：水果摊、快餐店、五金店、廉价的理发屋，

还有灯光暧昧的按摩房。白天，这里人声鼎沸，电动车喇叭声、小贩吆喝声不绝于耳；入夜，

大排档的烟火气升腾，炒粉、沙茶面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

夹杂着打工者们用各种方言交谈的喧哗。我的通勤路线，是从这迷宫般的村巷穿出，

走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十五分钟。这段路，我逐渐熟悉了哪个拐角的水果摊比较便宜，

哪家早餐店的包子豆浆味道尚可，哪个时间点人流相对稀疏。地铁像一根巨大的血管，

将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城中村”细胞的血红细胞，输送到城市中心繁华的器官。

回到我那顶楼的房间，最常待的地方就是那个小阳台。傍晚时分，我会搬把椅子坐在那里，

看着楼下屋顶上晾晒的衣物在微风中飘动，看着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逐渐染上夕阳的金辉，

再一点点亮起灯火。那扇朝西的窗，成了我观察这座城市的取景框。

窗外没有古典诗词里的“西窗烛”，只有现实的芜杂与疏离。深夜，

当合租的室友们都安静下来，窗外城市的噪音也变得遥远模糊，我会打开台灯，

对着电脑屏幕，或者只是发呆。那时，一种深刻的漂泊感便会悄然袭来。这个房间，

只是我暂时租来的一段时空，它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行李箱依然立在床底，

随时准备着下一次迁徙。所谓的“家”，在这里被简化成了最基本的遮风避雨功能，

关于温暖、归属和记忆的层面，还是一片空白。

但我开始慢慢熟悉楼下的菜市场里哪个阿婆的蔬菜更新鲜，

熟悉了从住处到公司最省时间的步行路线，

甚至和楼下总在傍晚摇着蒲扇乘凉的一位本地阿公有了点头之交。我像一株被移植的植物，

努力在这片陌生土壤里伸出细微的根须，试图抓住一点什么，

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关于日常的实感。生活，就在这狭小空间与庞大城市的对比中，

在合租的摩擦与偶尔的互助中，在对环境从陌生到熟悉的缓慢适应中，一天天继续。

第二章 潮汐之间事情发生转变的那一天，恰好是我接手“明堂玉佛头”项目的第三周。

小时候我爹常说，人生如潮，有涨有落。涨潮时你得憋着一口气，拼命往上游，

稍一松懈就被浪头拍进海底；落潮时你以为能喘口气，却发现脚下全是硌人的碎石，

一步也走不踏实。我那时不懂，只觉得他说话总带着一股子宿命论的酸腐气。

如今自己一脚踏进这潭浑水，才咂摸出这话里的滋味。我叫许愿，三十岁，

皇城根儿下四悔斋的小老板，如今却身不由己，卷进一桩横跨几十年的佛头公案。白天，

我要应付五脉的明争暗斗、日本学者木户加奈的步步为营；晚上，

回到我那间蜗居在琉璃厂深处的小店，还得清算一天的流水，应付房东催租。这感觉，

就像是被抛进了渤海湾的潮汐里，一会儿被推上浪尖，

跟着刘局、药不然这些大人物谋划所谓“国家大事”；一会儿又被甩回岸边，

面对水电房租、柴米油盐的现实。这种强烈的割裂感，在我从药家回来后的那个周一早晨，

达到了顶峰。一手机闹钟在清晨六点半准时响起，声音尖锐得像古玩市场里假货贩子的吆喝。

我挣扎着从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爬起来，脑袋里还残留着昨晚的梦魇——梦里，

我爷爷许一城穿着那身瓜皮帽短棉袄，站在一片迷雾里，背后是那座残破的城墙，

他只是看着我，不说话，眼神复杂。甩甩头，试图驱散这些不着边际的想象。洗漱，

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这身行头，去见刘局略显寒酸，但在我的四悔斋里待客，

却正合适。隔壁传来早点铺子拉卷闸门的刺耳声响，新的一天，

就在这种粗粝的现实中开始了。上午的计划是去一趟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办公地。

刘局安排了我与学会资料处的负责人见面，

希望能从故纸堆里找到更多关于1931年、关于许一城和木户有三那次神秘考察的线索。

学会的办公地点不在什么显赫的大楼，而是在西城一条僻静胡同里的四合院。门脸不大，

也没挂显眼的牌子，只有门楣上悬着一块乌木牌匾，上书“格物致知”四个瘦金体大字，

透着股故弄玄虚的劲儿。这做派，很五脉。接待我的是个姓王的主任，五十多岁，瘦削，

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眼神却像探针，在我身上来回扫视。我知道，

在这些人眼里，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白字门余孽”，就是个麻烦，甚至是个威胁。

“许先生，刘局已经打过招呼了。”王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客气而疏离，

“关于民国二十年左右的学会往来文书、会议纪要，都在后院档案库里。不过，年代久远，

很多资料整理得并不完善，需要时间慢慢查找。”他带我穿过几进院子。院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风吹过老槐树的沙沙声。偶尔有穿着中山装或对襟衫的人匆匆走过，见到王主任，

只是微微点头，不多言语，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这里不像个学术机构，

倒更像某个隐秘的宗祠总部。档案库在地下室，阴冷，潮湿，

弥漫着纸张和防虫药混合的陈旧气味。一排排高大的铁皮柜子像沉默的巨兽，吞噬着时光。

王主任指着一个角落，“相关卷宗大概就在这一片，你自己找吧。有什么需要，按墙上的铃。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脚步声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很快消失。

我独自站在巨大的档案柜前，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座纸质的迷宫。抽开一个抽屉，

灰尘扑面而来。里面是泛黄、脆弱的纸页，毛笔或钢笔书写的字迹潦草难辨。

会议记录、信函往来、账目清单……内容枯燥繁琐，充斥着那个时代的公文腔调和隐晦用语。

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了。我一页页地翻找，眼睛因过度专注而酸涩，

手指被纸张边缘划出了细小的口子。查找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

我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任何能指向1931年夏秋之交，

许一城和木户有三行踪的蛛丝马迹。但“明堂玉佛头”案发后，

相关的记录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掩盖了。连续几个小时，一无所获。这种挫败感，

比我打眼买了件赝品还要强烈。在四悔斋，看走了眼，顶多是赔钱，肉疼一阵也就过去了。

但在这里，我触摸的是家族被尘封的历史，是整个事件的真相核心。每一次徒劳的翻阅，

都像是在提醒我，许家当年的孤立无援，以及如今我想要翻案的艰难。中午，

王主任派人给我送来了一个盒饭：冰冷的米饭，几片肥腻的回锅肉，

还有一股哈喇味的炒青菜。我蹲在档案室门口的台阶上，囫囵吞下，胃里像塞了一块石头。

这时，手机响了，是房东发来的短信，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房租已逾期一周，

请尽快处理。看着短信，我苦笑了一下。

一边是动辄牵扯国家文物、国际关系、家族声誉的佛头谜案，

一边是下个月就要断炊的现实压力。这潮水，涨落之间，真是冰火两重天。二下午，

我决定改变策略，不再埋头于故纸堆，而是尝试接触学会里可能知情的老辈人。

王主任显然不愿多事，对我旁敲侧击的询问，一律以“年代久远，

不甚了解”或“那是黄老黄克武他们那一辈的事情”来搪塞。

我在院子里“偶遇”了几位看起来资历颇深的老先生。有的对我这个生面孔怀有戒心，

敷衍两句便借故离开；有的则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仿佛我爷爷的“汉奸”罪名，

也理所当然地烙印在我身上。“哟，这不是许家的后人吗？

”一个头发梳得油亮、穿着时髦唐装的中年人拦住我，语气带着戏谑，“怎么，

想从学会这儿找点材料，给你爷爷翻案？我劝你啊，别白费力气了。

许一城当年那是证据确凿，板上钉钉的事。”我认得他，是红字门刘一鸣的一个远房侄子，

叫刘胜利，在学会里管着对外联络，是个见风使舵的角色。他这话听起来是“劝”，

实则是敲打和羞辱。我压下心头的火气，脸上挤出点笑容：“刘老师您说笑了，

我就是来查点资料，学习学习。”“学习？”刘胜利嗤笑一声，“你们白字门的手艺，

不是都写在《素鼎录》里吗？还用得着来这儿学？听说那本书神得很呐，

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开开眼？”他这话里带刺，明显是在试探《素鼎录》的下落。

我含糊应对了几句，找了个借口脱身。背后还能感觉到他那道审视的目光，像芒刺在背。

在这种环境里，每说一句话，每走一步路，都得掂量再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古董的包浆还要复杂难辨。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却可能是暗流汹涌。

这让我格外怀念四悔斋那一方小天地，虽然生意清淡，但至少自在，不用看人脸色，

不必勾心斗角。三傍晚时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学会。一天的奔波劳碌，精神上的紧绷，

比在潘家园逛一天还要累。挤上晚高峰的地铁二号线，才算真正回到了我熟悉的世界。

车厢里像个沙丁鱼罐头，人与人摩肩接踵，空气中混杂着汗味、香水味和食物的味道。

我被挤在门边的角落里，动弹不得。窗外是飞速掠过的隧道墙壁和偶尔闪过的广告灯箱，

一片模糊。车厢有节奏的摇晃，像极了潮水的涌动。我旁边站着个年轻的姑娘，

穿着职业套装，脸上带着浓重的倦容，靠着栏杆打盹，脑袋一点一点。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皱巴巴的，正对着手机低声下气地解释着什么，

大概是项目又出了岔子。更远处，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兴奋地讨论着晚上的聚会，

他们的活力与车厢里大多数人的麻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机械的运送过程中，

每个人都像被抽走了魂灵，只剩下疲惫的躯壳。我闭上眼，脑子里却无法平静。

许一城、木户有三、木户加奈、刘局、五脉、佛头、笔记……这些名词像走马灯一样旋转。

我试图从那些碎片化的信息里拼凑出真相，却总觉得隔着一层迷雾。地铁到站，

人群像开闸的洪水般涌出。我随着人流挪动，穿过长长的通道，走上地面。华灯初上，

北京的夜晚喧嚣而迷离。高楼大厦的霓虹灯闪烁不定，车流如织，汇成一条光河。

这座城市既是中心，也是边缘。对于刘局、药来他们来说，

这里是权力和资源的中心；但对于我，对于地铁里那些疲惫的面孔，

这里更多是挣扎求生的舞台。我没有直接回琉璃厂，而是在鼓楼大街附近下了车。

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顺便理理思绪。走进一家常去的小面馆，点了一碗炸酱面。面端上来，

酱香扑鼻，热乎乎的面条下肚，才感觉冻僵的四肢慢慢回暖。小店墙上挂着一个老旧的电扇，

慢悠悠地转着。电视里播放着本地新闻，声音嘈杂。旁边一桌是几个刚下班的建筑工人，

大声说笑着，抱怨着工头的苛刻。另一桌是一对沉默的情侣，各自看着手机。

这市井的烟火气，反而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安心。在这里，没人关心什么明堂玉佛头，

没人知道五脉明眼梅花，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食客。这种“隐形”的状态，对我来说，

是一种奢侈的放松。四回到四悔斋，已是晚上八点多。推开店门，

熟悉的檀香味和旧书卷气扑面而来。小伙计已经下班，店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打开灯，

昏黄的灯光洒在博古架上的瓶瓶罐罐上，它们沉默着，却比学会里那些活人让我觉得亲切。

我先检查了一遍门窗和那些不起眼的小记号——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谨慎总没大错。

《素鼎录》失窃后，我更加小心。确认无误后，我才瘫坐在柜台后的老榆木圈椅里，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天的紧绷神经，到此才算真正松弛下来。疲惫像潮水般涌遍全身，

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软。倒了一杯温水，还没喝两口，手机又响了。是药不然。“喂，大许！

干嘛呢？”他的声音永远那么有活力，带着点玩世不恭，

“哥们儿今天可听说你在学会碰了一鼻子灰？刘胜利那孙子是不是又挤兑你了？

”消息传得真快。我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甭理那帮老帮菜！”药不然满不在乎，

“他们那是嫉妒！哎，跟你说正事，我托人打听了点消息，关于那个郑国渠的，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