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是一场交易……母亲为巩固地位怀上我，却发现不是男孩。 从那天起，
我的存在就是原罪。 五岁那年，弟弟抢走我唯一的玩具，我打断了他两颗门牙。十岁，
父亲想让我退学打工，我拿起菜刀追了他三条街。他们试过用孝道压我，用亲情绑我，
甚至找来媒体曝光“不孝女”。记者会上，我微笑着掏出精神病诊断书：“超雄综合症，
建议别惹我。”镜头前，我温柔俯身问轮椅上的父母：“下次要试试生活不能自理吗？
”全网沉默了，然后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欢呼。---我的出生是一场交易。后来很多年里，
窃语、以及奶奶看着我这副远比同龄人高大粗壮的身板时那混合着厌恶与一丝惧意的眼神里，
拼凑出了这个事实。母亲用我，来巩固她摇摇欲坠的地位。只是她押错了宝，开出来的，
不是他们心心念念、传宗接代的男孩。于是，从脐带剪断的那一刻起，我的存在本身，
就成了原罪。呼吸是错，吃饭是错，占据了这个家本该由男孩填充的空间，是最大的错。
他们给我取名“招娣”。像一个最恶毒的诅咒，刻在我的每一本作业本、每一张试卷上。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我真的能“招”来一个弟弟，我的处境会不会好一点？
后来事实证明了，不会。他来了，我只是从“没用的赔钱货”，
变成了“为什么不能把一切都让给弟弟的自私畜生”。家里那张饭桌，
是世界上最冰冷的角斗场。中央那盘少得可怜的肉片，永远是弟弟的专属领域。
他的碗永远堆得像小山，我的碗里永远只有清汤寡水，映着我早熟而麻木的脸。
五岁那年生日，大概是他们唯一一次忘了掩饰，或者觉得我太小还不懂。
一个远房亲戚塞给我一个褪色的塑料娃娃，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玩具。
我躲在后院，用笨拙的手指给娃娃编辫子，心里涌动着一种陌生的、温暖的酸胀感。
我以为我拥有了全世界。弟弟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他看到了，胖手指着，
含糊不清地命令：“我的！”我把它藏在身后，摇头。他瘪嘴，嚎啕大哭，声震屋瓦。
母亲像被锥子扎了一样从厨房冲出来，父亲也皱着眉放下报纸。“招娣！你怎么又惹弟弟！
”这是母亲的开场白，永远不变。“把玩具给弟弟玩一下怎么了？你是姐姐！
”父亲永远负责总结陈词和下达命令。我不给。我只是死死抱着那个娃娃，
塑料的棱角硌着我的胸口。弟弟见哭闹无效，冲上来就抢。他比我小，但被养得壮实，
蛮力不小。争夺间，“咔哒”一声脆响。娃娃的头断了，滚落在泥地里。那声轻响，
像是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也断了。我看着地上那颗脏了的、微笑着的塑料头，
再看看眼前这个因为得逞而停下哭泣、甚至有点得意的胖小子。然后我扑了上去。
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尖利的惊叫，
父亲试图把我拎开时被我胡乱挥舞的手肘撞到下巴的闷哼，
还有弟弟杀猪般的、真正染上恐惧的哭嚎。最后的结果是，弟弟摔在地上，
新换的门牙磕掉了两颗，满嘴的血。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
手里还紧紧攥着娃娃的无头身体。那一次，父亲第一次动用了皮带。但鞭子落在我身上，
我感觉不到太多的疼，只是一种灼热的麻。我没哭，一下都没哭。我只是盯着他，
盯着他因为暴怒而扭曲的脸。他打累了，停下手，对上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我眼里看到了什么，但他愣了一下，然后，极其迅速地，
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掠过他的瞳孔。他骂骂咧咧地收了手，从此以后，再也没用皮带抽过我。
他们换了策略，开始念叨。念叨生我的不易，养我的艰难，念叨姐姐本该如何如何。
那些话像潮湿阴冷的苔藓，试图包裹我，侵蚀我。可我心里住着一块燥热的铁，
那些苔�蔓上来，只是被“滋啦”一声烫成灰烬。十岁，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找到家里，
说我这块料不读书可惜，县里竞赛能拿名次，有机会去市里好学校。那天晚上，饭桌上，
父亲剔着牙，轻描淡写：“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
隔壁老王家作坊缺个穿珠子的，一天能挣十块，下礼拜就去吧。”母亲在一旁点头，
给弟弟喂着蒸蛋：“就是，省下钱来给你弟弟买点好奶粉，你看他瘦的。”弟弟挥舞着勺子，
咿咿呀呀地叫唤，一勺子蛋羹甩在我手背上，油腻腻的。我没擦手背，放下碗筷，
起身进了厨房。他们还在外面继续说，规划着卖了我这辈子能换多少钱。我走出来时，
手里握着那把最沉的菜刀。雪亮的刀光映着我的脸，也映出他们骤然僵住的表情。
“你…你想干什么？！反了你了！”父亲色厉内荏地吼叫，身体却诚实地往后缩。
母亲一把抱住弟弟，尖声大叫：“杀人啦！救命啊！”我没说话，只是举着刀，
朝他们走过去。父亲猛地跳起来，撞开椅子就往门外跑。我跟着追了出去。
夏夜的巷子嘈杂闷热，纳凉的人们只看到平时窝里横的林家男人屁滚尿流地在前面跑，
他那个平时沉默得像个影子的大女儿举着把菜刀，面无表情地在后面追。三条街。
直到他脚下一软，摔进路边的臭水沟里，惊恐万状地回头看我，双手胡乱挥舞着：“别过来！
别过来！爹错了！爹让你读！让你读！”我停在沟边，看着他在污水里扑腾，
菜刀在我手里沉甸甸的。邻居们远远围着，指指点点，没人敢上前。最后，我转身，
拎着刀回家。那晚，家里静得像坟墓。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锁死了门。
弟弟也罕见地没有哭闹。我的书，终于可以读下去了。代价是，
我成了这个家里彻头彻尾的“怪物”。日子就这么过着，磕磕绊绊，拳脚相向。
我靠着一股狠劲，愣是一路读到了高中。他们不是没尝试过反抗，
但每次我物理上的“交流”总能更有效地“说服”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父母的眼神也越来越怨毒。他们吸不到我的血，弟弟却像个无底洞，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在外面哭诉，诉说不幸，养了个怎样冷血无情、暴力成性的女儿。起初没人信，
毕竟我成绩好，在外面沉默寡言。但说得多了，总有些风言风语飘起来。
我十八岁生日刚过没多久，他们大概觉得再也无法从我这里榨出什么，
又或者弟弟那边催逼得太急，他们走了最后一步棋。
他们联系了本地一个以猎奇煽情著称的民生栏目记者。
一场精心策划的“控诉大会”在我们逼仄的客厅里上演。摄像机黑洞洞的镜头对着我，
强光灯打在我脸上，试图捕捉我每一丝“大逆不道”的表情。母亲哭得肝肠寸断，
诉说我如何不孝，如何打骂父母。父亲在一旁唉声叹气，
展示着他手臂上一些陈年旧伤——有些是***的，更多估计是他自己磕碰的。
弟弟则被推出来，对着镜头哭诉姐姐从小如何欺负他。记者把话筒怼到我面前，
语气带着诱导性的悲愤：“林招娣女士，看着你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面对他们的控诉，
你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孝道传统在你这里难道就一文不值吗？你究竟为什么能如此狠心？
”父母期待地看着我，期待我看到镜头会害怕，会屈服，会为了那点可怜的名声而就范，
然后乖乖交出我所有的未来，去填他们宝贝儿子的无底洞。我看着镜头，又看向他们，
脸上甚至露出一个轻微的、奇异的微笑。我从我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里，慢慢地，
掏出了一张纸。我把那张纸展开，举到摄像机镜头前，确保每一个字都能被清晰拍到。
“不好意思，让各位失望了。”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有病。”诊断书上，
“超雄综合征”几个字被加粗放大。下面还有一行医生的诊断建议：情绪极不稳定，
易怒冲动，具有高度攻击性，建议避免***患者。客厅里瞬间死寂。父母的表情凝固了，
从期待的扭曲，到茫然的空白，再到极致的恐惧。记者脸上的悲愤僵住了，
眼神里透出措手不及的狂喜——挖到了更劲爆的新闻！我转向镜头，笑容愈发温柔，
却让人不寒而栗。“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语气甚至称得上礼貌，
“以后采访我家，或者想道德绑架我，麻烦先看看这个。毕竟……”我放下诊断书，
目光缓缓移向脸色惨白、开始发抖的父母，
最后落在他们身边那辆崭新的、准备用来卖惨的轮椅上。我走过去，俯下身，
用最轻柔的声音，对着他们耳语——却又确保麦克风能清晰地收进去：“下次，
你们想试试真正的生活不能自理吗？”全网沉默了一秒。然后，舆论彻底爆炸了。但方向，
完全偏离了我父母，以及那位记者的预期。
[video clip begins]镜头晃动着，对准林家那扇漆皮剥落的旧门。
门里传来女人高一声低一声的哭嚎，夹杂着男人沉重的叹息。邻居三五成群地聚在不远处，
交头接耳，眼神里混合着看热闹的兴奋和一种心照不宣的怜悯。“来了来了，
就是那家……啧啧，老林家造孽哦……”“那个女记者先进去了，架着机器呢！
这回林家丫头惨喽！”“也不一定……那丫头，邪性得很……”门被从里面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