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十八年秋，京都市。
湿冷的空气像是浸透了水的薄纱，沉甸甸地压在城市的屋檐巷陌。
铃木左一郎坐在他那间位于二楼的狭小事务所里，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氤氲的水汽，将外面铅灰色的天空和对面药店模糊的招牌晕染成一片混沌的光影。
他刚刚结束一个无关痛痒的委托——替一位疑神疑鬼的夫人确认她丈夫是否真的在加班。
结果是肯定的，这让他感到一种虚无的疲惫。
这类事情，构成了他如今生活的大部分。
他从抽屉里取出那只陪伴他多年的樱木旧烟斗，填上烟丝，却没有点燃。
只是将它握在掌心，感受那木质传来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温润。
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一个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标记。
三十八岁的年纪，在他身上显得格外沉重。
并非容貌的苍老，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疏离与倦怠。
他的西装依旧熨烫得一丝不苟，领带也系得规整，但布料边缘细微的磨损，以及眼底深处那挥之不去的阴影，都无声地诉说着生活的磋磨。
他曾是内务省特务警察中的一员，那双眼睛受过最严格的训练，能轻易捕捉到常人忽略的细节，也能在瞬间看穿谎言与伪装。
但如今，这双过于沉静的眼睛，更多时候只是这样望着窗外，仿佛在凝视着自己也无法言说的过去。
楼梯上传来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停在了门外。
短暂的沉默后，是两下克制的敲门声。
“请进。”
左一郎的声音平稳，没有一丝波澜。
进来的是个年轻的邮差，帽檐下还挂着细小的水珠。
“铃木先生，有您的挂号信。
从东京来的。”
他递过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眼神里带着一丝对这个独处一室、气质阴郁的男人的好奇与敬畏。
左一郎微微颔首，道了谢，用放在桌角的铜质拆信刀，利落地划开了封口。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经历过严格训练后才有的、不浪费丝毫力气的精准。
信封里滑出五张崭新的福泽谕吉纸币，以及一叠信纸。
钞票的气息崭新而刺鼻，与室内旧纸张、灰尘和淡淡烟草混合的气味格格不入。
他先拿起那叠信纸，目光快速而专注地扫过上面的文字。
委托人是东京一位名叫久保田美代子的女性。
她的丈夫，小说家久保田弘，于上月初独自前往岐阜县一个名叫“雨宿町”的偏僻小镇寻找创作灵感，入住了一家在当地颇有年头、名为“幽町旅馆”的温泉旅店。
起初还有明信片寄回，描述着山间的宁静与旅馆的古雅。
但三天后，人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当地警方组织了搜寻，最终却以“自行离家，原因不明”草草结案。
美代子在信中写道，她丈夫绝无可能无故失踪，他正处于创作的关键期，且他们感情甚笃。
信纸的最后一页，附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站在一家传统的和式旅馆门前，穿着米色的风衣，脸上洋溢着自信甚至有些张扬的笑容，正是久保田弘本人。
左一郎的视线掠过男人，被他身后那栋建筑吸引了。
旅馆看起来年代久远，木质的门廊深邃，仿佛能吞噬光线。
就在那片门廊的阴影里，紧贴着格栅窗的暗处，他注意到一个极其模糊的身影。
那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女性的轮廓，颜色似乎是深紫或绀青，但在这黑白照片上，只呈现为一团更深的暗影。
她的脸完全隐没在黑暗中，看不真切任何五官。
然而，左一郎的脊背却莫名泛起一丝凉意。
他那经过千锤百炼的首觉，那双能穿透表象的眼睛，告诉他——这个身影并非无意间闯入镜头的背景。
她正“看”着镜头。
不，更准确地说，是穿透了镜头，以一种冰冷而专注的意志，“看”着此刻正拿着照片的他。
委托信的末尾，久保田美代子的笔迹变得有些潦草，仿佛在极度不安的情绪下书写： “旅馆那位年轻的女将……她最后只是用一种很空洞的语气告诉我，我丈夫或许是‘被山神大人召去了’……铃木先生，这太荒谬了！
我不相信这些！
弘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求您，务必查明真相。”
“被山神召去了……”左一郎无声地重复着这句话，指尖在照片中那个模糊的女性身影上轻轻拂过。
他的理性思维立刻开始运转：光线造成的错觉，长时间曝光形成的残影，或者干脆是暗房冲洗时的失误。
一个压力过大的文人选择逃离现有生活，这在战后复苏却又充满迷茫的日本社会并不罕见。
所谓的灵异说法，无非是偏远地区用以解释无法理解之事的话术。
但是，那股源自过往经历、深植于骨髓的警报系统，却在此刻发出了细微而持续的嗡鸣。
这感觉，就像当年在特务机关面对那些看似完美无缺、实则暗藏杀机的档案时一样。
他将钞票和信纸重新塞回信封，唯独将那张照片留在了桌面上。
他终于划燃火柴，点燃了烟斗。
辛辣的烟雾吸入肺中，带来一丝短暂的镇定。
窗外，雨声渐渐密集起来，敲打着玻璃，发出连绵不绝的、催人启程的声响。
他拉过一张便笺，拿起钢笔，吸饱墨水，在纸上落下坚定而瘦削的字迹：“案件受理。
即日动身。”
落款：铃木左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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