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顶部的排风扇发出第三十七次卡壳声时，姬亿元的指尖被传送带上的金属卡扣划开了道血口。
她把手指塞进嘴里吮了吮，铁锈味混着胶水的酸气涌上来，像吞了口融化的铅块。
这己经是连续加班的第二十一天。
TUX电子厂的空调坏了整两周，维修队的通知贴在公告栏最底下，被招工启事和罚款条例压得只剩个边角。
车间里的温度首逼西十度，蓝色工装湿了又干，后背结出层白花花的盐霜，每个人的额角都挂着摇摇欲坠的汗珠，砸在玻璃屏幕上晕开转瞬即逝的水痕。
“动作快点！
这批货要赶在今晚发走！”
组长的橡胶棍敲在金属台面上，震得姬亿元面前的检测灯晃了晃。
她赶紧把注意力拉回眼前的屏幕，却看见玻璃倒影里自己的脸——眼窝陷得更深了，眼下的乌青像被人打了一拳，十二岁的绒毛在高温里打了卷，黏在汗津津的额头上。
三天前，她右边工位的阿梅突然栽倒在传送带上。
救护车来的时候，那只总是偷偷给她塞薄荷糖的母鸡己经烧得迷迷糊糊，***的胳膊上满是被元件划破的细小伤口。
后来听同宿舍的人说，阿梅是得了热射病，厂里只给报销了一半医药费，现在还躺在北沙区医院的走廊加床里。
“亿元，借我张纸巾。”
左边的小雅用胳膊肘碰了碰她。
这只比她大两岁的母鸡正对着检测灯揉眼睛，眼白里布满红血丝——她们的工位正对着紫外线检测仪，每天八个小时盯着强光，不少人都得了结膜炎。
姬亿元摸出兜里皱巴巴的纸巾递过去，指尖的伤口又开始渗血，染红了半张纸。
车间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姬亿元抬头时，正看见劳务中介领着几个穿新工装的小鸡走进来，最小的那个看起来才十岁出头，攥着工牌的手指还在发颤。
她想起三个月前的自己，也是这样站在流水线前，以为能靠双手挣出比课本更实在的日子。
可现在掌心的茧子厚得能磨破砂纸，工资条上的数字却总被各种罚款啃掉一角——迟到扣二十，工装不整洁扣五十，昨天她因为打喷嚏时碰歪了传送带上的零件，又被罚了三天的伙食费。
傍晚换班时，地铁里的人潮比清晨更汹涌。
姬亿元被挤在车门和广告牌之间，胃里空得发疼。
早上揣的两个馒头早就消化完了，口袋里只剩下五枚硬币，够买半份最便宜的素面。
她望着窗外掠过的霓虹，TUX集团的巨型广告牌在暮色里亮起来，那个举着智能手机的卡通鸡笑得露出八颗牙齿，可广告牌背后的厂房阴影里，正藏着无数只喘不过气的小鸡。
回到纪念堂路87号时，楼道里的灯泡又坏了。
姬亿元摸着黑往上爬，每一层的楼梯转角都堆着散发馊味的垃圾桶。
她住在178层，电梯常常在一百层就满员，爬楼梯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汗水顺着脊椎往下淌，她扶着斑驳的墙壁喘气，突然听见自己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这是母亲上个月用半个月工资给她买的二手货，只能接打电话，屏幕裂了道斜斜的缝。
“喂？”
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姬亿元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母亲的哭声像被揉碎的玻璃碴子扎进耳朵：“亿元……你爸他……”塔吊倒塌的巨响在电话里没有实感，姬亿元只听见母亲反复念叨着“北沙区工地钢筋砸下来当场就没了”。
她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蹲下去，膝盖撞在水泥地上，却感觉不到疼。
父亲早上出门前还揉了揉她的头发，说这个月工资发了就给她买双防烫的工作鞋，他总是穿着那双掉了底的劳保鞋，在工地上走得噔噔响。
第二天，劳务公司的人带着律师来了。
他们坐在纪念堂路87号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塑料凳子在地板上蹭出刺耳的声响。
律师推过来的赔偿协议上写着六十万豆丁币，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这是按最高标准算的，”那人推了推眼镜，“包括丧葬费、抚恤金，签了字今天就能到账。”
母亲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姬亿元接过笔时，看见协议末尾写着“自愿放弃后续追责”。
窗外的阳光透过裂缝照进来，在六十大写的“万”字上投下道刺眼的光。
她想起父亲每次领工资时，总会把钱一张张捋平，小心翼翼塞进母亲缝的布袋里；想起他总说等攒够了钱，就带她们离开鸡源特别行政区，去豆丁国的乡下种点青菜；想起他粗糙的手掌，摸起来像砂纸，却总能精准地避开她身上的伤口。
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很久，最终还是落下。
墨水晕开的瞬间，姬亿元仿佛听见塔吊倒塌的轰鸣，从北沙区的工地穿越层层叠叠的厂房和楼宇，撞碎在178层的出租屋里。
钱到账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母亲突然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姬亿元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车水马龙的鸡源特别行政区，远处TUX电子厂的烟囱正冒着灰蒙蒙的烟。
六十万豆丁币躺在手机银行的余额里，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摸出兜里那张被汗水浸透的工牌，“姬亿元，17号线检测员”的字迹己经模糊。
楼下的地铁又进站了，人潮像黑色的河流涌向前方，没有人知道，其中一条支流，刚刚永远地断在了昨天的塔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