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烂在泥里的一生》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我出生在西南山区一个叫石窝村的地方。
村里的接生婆把我从母亲身体里拽出来时，只看了一眼就摇头：“又是个女娃，
老林家这运气...”我们林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三间土坯房歪斜在村尾的山脚下，
每逢大雨，屋里就得摆满盆盆罐罐接漏水。父亲林老实在生产队时期就是个闷头干活的，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别人家都琢磨着做点小生意或者外出打工，
他依然只会守着那几亩薄田，春种秋收，年年如此。母亲王菜花生我的那天下午，
还在地里除草。阵痛来得突然，她捂着肚子往家跑，羊水顺着裤腿流了一路。
我出生后不到两个小时，她就又起身去煮猪食了。“女娃也好，将来能帮着干活。
”母亲这样对闷头抽烟的父亲说。我的名字是村小学老师给取的，叫林招娣。
意思再明白不过——父母希望下一个能招来个弟弟。果然，在我三岁那年，
弟弟林盼生来到了这个世界。弟弟的降生让父亲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
他甚至破天荒地去村头小卖部买了挂鞭炮，在院子里噼里啪啦放了一通。邻居们循声而来，
父亲掏出珍藏多年的烟卷，一根根散给大家。“老林有后了，恭喜恭喜！
”“盼生这名字取得好！总算盼来了儿子！”我被挤在人群外围，
看着被众人围在中心的弟弟。他裹在一条半新不旧的红色襁褓里，那是我们家最好的—块布。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自己和弟弟的不同。五岁开始，
我就要帮着做家务：扫地、喂鸡、洗衣服。七岁时，我已经能踩着板凳煮全家人的饭了。
弟弟却可以整天在外面玩耍，即使浑身泥土地回家，也不会挨骂。“男娃皮实点好。
”母亲总是这么说。但我喜欢读书。村里小学的刘老师说我聪明，学东西快。
每次考试我都能拿到前三名，把奖状捧回家时，母亲会把它贴在土墙上，
但不会像对弟弟那样——弟弟第一次拿回一张“进步奖”的奖状时，
母亲特地煮了个鸡蛋奖励他。“咱家招娣就是会读书。”邻居夸我时，
父亲总是摇摇头：“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小学毕业那天，
我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爹，我想上初中。”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半晌没说话。
母亲在一旁筛着玉米粒，叹了口气：“村里不少女娃小学读完就不读了，你看刘家二丫头，
去广东打工，每月往家寄三百块钱呢。”“我能考上县一中，老师说我能行。
”我倔强地站着，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最后是刘老师来家里做了工作，
父亲才勉强同意我继续读书。“但要考上县一中才行，考不上就回家干活。”他这么说。
那个暑假，我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白天把课本带到地里，休息时就拿出来看几眼。
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常常被母亲骂浪费煤油。我考上了县一中，而且是前十名。
去县城上学需要住校，每学期要交住宿费和伙食费。父亲为此又抽了好几晚的旱烟。
“让她读吧，将来有出息了也能帮衬盼生。”母亲这句话最终打动了他。初中三年，
我每周回家一次，带上一罐咸菜和几张烙饼，这就是我一周的伙食。同学们去食堂打饭时，
我就躲在教室里就着咸菜啃冷饼子。但我成绩一直很好，全校排名从来没掉出过前五。
班主任说我能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甚至可能上大学。中考那年，
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然而也就在那个夏天，弟弟林盼生小学毕业了。
他的成绩比我还要好，全校第一。“盼生肯定能考上大学，光宗耀祖！
”父亲看着弟弟的成绩单，脸上笑出了一道道深褶。高中开学前夜，
我听见父母在里屋低声说话。“俩孩子都要上学，哪来的钱啊？”是母亲的声音。
“招娣就别上了，女娃高中毕业够用了。”父亲说，“盼生一定要上，将来有出息。
”“可是招娣成绩也好...”“女娃终究要嫁人，读那么多书便宜了别人家。
”我站在门外，手指掐进了手心，却不觉得疼。第二天，我默默收拾了书包，
准备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临走时，弟弟拉住我的衣角：“姐，你不读高中了吗？
你成绩那么好。”我摸摸他的头：“你要连我的份一起努力。
”母亲塞给我二十块钱：“这是路费，省着点花。”那一年，我十七岁。我从未出过远门，
跟着同村的春花姐坐上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头晕。
我紧紧攥着那二十块钱，把它藏在最里面的口袋里。火车开了整整八个小时，
终于到了一个叫广州的城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我看得眼花缭乱。
春花姐要直接去她打工的工厂，不能陪我找工作。我在火车站门口站了很久，
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在火车站附近，我找到一家面馆，花了一块五吃了碗素面。
老板娘看我背着行李，问我是来找工作的吗？我点点头。“前面拐角有家饭店好像招服务员。
”她好心告诉我。我道了谢，赶紧去找那家饭店，但已经招满人了。那天我走了好多路，
问了好多店，都没有找到工作。天渐渐黑下来，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过夜。
最后又回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的角落里蜷缩了一晚。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继续找工作。
快到中午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小妹，找工作的吧？我这里是中介所，能帮你介绍。
”我警惕地看着他，听说过很多骗子拐卖女孩的故事。“不要你先交钱，
找到工作后从工资里扣。”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走投无路的我，最终还是跟着他去了中介所。
那里已经有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填表。中介拿出合同给我看，
上面写着要交200元中介费，可以从头三个月的工资里扣。我算了算，如果一个月500，
扣掉200，还剩300，比家里一年赚的都多。于是我签了字。
中介介绍我去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包吃住。老板是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看我瘦瘦小小的，
皱皱眉：“能干活吗？”“能，我什么都能干。”我急忙说。于是我被留下来了。
饭店后面有个小杂物间，摆了张上下铺，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小梅住那里。工作很辛苦，
每天站十多个小时，端菜、洗碗、擦桌子，脚都肿了。但每月拿到300块钱时，
我觉得一切都值了。我留下50块钱买卫生纸和牙膏肥皂，剩下的全部寄回家。一年后，
我已经是店里最熟练的服务员了。有天听说深圳那边工资更高，一个服务员能拿七八百。
我动了心思，想多赚点钱供弟弟上大学。我跟老板辞工，老板挽留我，
甚至答应给我涨到550，但我还是决定去深圳。那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能自由行走的决定。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个普通日子，我刚到深圳三天，正在一家服装厂面试。
突然地面开始晃动，起初轻微，接着剧烈起来。“地震了！”有人惊呼。
厂房里的灯忽明忽暗，然后彻底熄灭。尖叫声中，天花板开始塌落。我本能地往桌子底下躲，
但一阵剧痛从后背传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全身动弹不得。
医生告诉我，我的胸椎骨折，伤到了脊髓，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工厂的人来看过我一次，
放下一点水果和五百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他们说我是临时来面试的，不算正式员工，
没有工伤保险。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花光了所有积蓄。父亲从老家赶来，看着病床上的我，
久久说不出话。“回家吧。”最后他说。我们坐长途汽车回家，我的轮椅是医院处理的旧货，
轮子有点歪，推起来总是往右偏。回到家，母亲躲在灶房里哭了好久。弟弟看着我的腿，
眼睛红红的。家里腾不出房间，我仍然睡在以前的那张小床上，只是床边多了个尿壶。
房子低矮潮湿，我的褥疮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弟弟考上了县一中，住校，每周回家一次。
他总是坐在我床边，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帮我擦身子，梳头发。“姐，等我大学毕业了，
赚钱给你治腿。”他说。我笑笑，心里知道这不可能。脊髓损伤是治不好的。
时间过得忽快忽慢。我在床上一躺就是五年，每天看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又慢慢移走。
我的头发长得很长，因为不方便洗，母亲干脆把它编成一条大辫子。五年后，
家里终于攒够了钱，加上贷款，盖起了二层小楼。弟弟已经考上大学了，学计算机专业，
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新房子竣工那天，父亲把我推到院子里。
阳光刺得我眼睛疼——我已经太久没见到这么明亮的阳光了。
母亲推着一辆崭新的轮椅走过来：“招娣，这是给你买的。”虽然是最便宜的型号，
但比起那个总是往右偏的旧轮椅，已经好太多了。我终于可以自己移动，每天到门口晒太阳。
然而新房子并没有为我的不方便考虑。厕所修在二楼，楼下没有。我每次方便都只能用尿壶，
然后让家人倒掉。弟弟上大学后，父母决定去城里打工赚钱还债。
母亲临走前给我准备了一大桶水和一篮子干粮，把尿壶放在我够得着的地方。“尽量少喝水，
不然没人帮你倒。”她嘱咐道。我一个人在家度过了三年。邻居偶尔会来看看，
给我带点吃的。大多时间，我就在门口晒太阳，看着天上的云彩变化形状。弟弟大二那年，
突然发高烧，得了脑膜炎。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右边身体总是控制不住地抖动。
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借了不少债，才慢慢治好他的病。日子刚刚平静下来，
又一个噩耗传来——母亲被确诊为宫颈癌三期。那天，我摇着轮椅，看着父亲蹲在门槛上，
一夜之间白了头。“不治了，反正也活够了。”母亲说。“不行！”我第一次那么大声说话，
“必须治！”可是钱从哪里来？亲戚朋友早就借遍了，现在看到我们都躲着走。绝望中，
我听说有人靠打游戏赚钱。弟弟教过我一些电脑基础知识，
他大学期间打工给我买了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我开始尝试做游戏代练。起初很不顺利，
因为手指不够灵活，操作慢。但我不服输，日夜练习，终于慢慢上手了。最忙的时候，
我一天只睡三小时。因为长期熬夜和饮食不规律，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
剩下的全都白了。那年我二十九岁。弟弟毕业后回到省城工作，
也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给母亲治病。才二十五岁的他，也是满头白发。经过化疗，
母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了。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病刚好就四处托人给我说媒。“我走了，
谁照顾你啊？”她总是这么说。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赵志强。他家也很穷，父亲离异，